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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好课】戴加平:好课三要素:故事、学法、灵魂——“一节好的历史课”标准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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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戴加平

本文选自:《历史教学》,2014年第21期
  一直在关注《历史教学》组织的“一节好的历史课”标准的专题讨论,不少知名历史教育学者和一线教师见仁见智地发表了烛见,给笔者以极大启发。
  实际上,好课标准实在是个开放而多元的命题。去年十月,笔者曾有机会担任某县高中名师教学展示活动的学术点评人,有机会在第一时间对刚下课的5位不同学科的名师提出同一个问题:“请用3个关键词说出你心中的好课标准”,他们的回答见下表:
  上表表明,不同学科的教师,对好课标准的认识是有很大差异的。其实,即使同为历史教师,对好课标准的认识也有不小差异,这一点已为本次持续一年的讨论所证实。问题在于,我们能否通过这场有价值的专题讨论,在不放弃己见的同时,取得某些共识?
  作为高中历史教研员,笔者始终努力地行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并寻找着两者间的平衡点。具体到本次讨论,笔者也秉持同样信念,以期能明晰前行方向与操作路径。笔者以为“一节好的历史课”标准的讨论,需要明确两个前提:一是本次讨论中的“历史课”应当是指历史教学中的常态课。换言之,不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历史课,不是各类复习课,也不是展示课或比赛课。因为课型不同,评价的标准自然会有所不同。二是“好课”的标准既要有一定品位,又要清晰,便于实际操作与评判。具体而言,一方面标准不宜过高过繁,导致教师视上出好课为畏途,导致好课难觅;另一方面,又要导向明确,操作性强,有助于一线教师的教学实践。
  据此,笔者以为,构成一节好课的要素或许有很多,但基本要素是“故事”“学法”与“灵魂”。一节高中历史常态课,如果具备了这三个要素,应当就是好课了。如果还能具备其他一些要素,可以说是锦上添花;如果不具备其他要素,也无伤大雅。
  一、故事
  历史学科是与故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历史学科的基本特色就是讲故事。当然,是真实的历史故事。这里的“故事”,其内涵是较为宽泛的,可以是完整的故事,也可以是有趣的细节,重要的是真实、有情节、生动形象。如某教师在执教人教版《社会危机四伏和庆历新政》一课时,以下列这则材料作为导入:
  一日(宋仁宗)特开天章阁,召对(范仲淹等人)赐坐。【此于宋为殊礼矣。】给笔札,使其当面疏奏(改革政治的方案)。
  显而易见,这则材料本身就是一则极为生动的故事,透露出宋仁宗急切而诚恳地期望范仲淹谋划变革的心态。由这则故事可以生发不少问题(想象):宋仁宗为何如此急切地想变革?宋仁宗为何对范仲淹等人寄予厚望?范仲淹将如何应对?教学可以由此展开。
  故事的主要功能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一节好的历史课一定是由生动形象的
  故事或细节串联起来的。事实上,《百家讲坛》之所以如此吸引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主讲人善于讲故事。
  历史课上的故事,不一定要讲完整,故事片断或者是某个细节用得好,同样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下面就是较为成功的一例:
  某教师在执教人民版《新中国初期的外交》一课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内容前,提供了一份“1949-1953年与中国建交国家数据简表”(见下表),并设计了配套问题:“‘屋子’打扫干净了,‘客人’为何迟迟不来?”这样的教学设计,通过数据与问题的配合造成了一个悬念,极为自然地引发了学生们的学习关注,为学生理解新中国从“一边倒”方针转变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了很好引导。
  历史课当然不是故事课。所以在课堂上讲什么故事是需要教师认真斟酌的。
  有效课堂中的历史故事,除了真实和生动形象,应当是紧扣教学内容的需要,尤其是紧扣“重点”“难点”与“疑点”的解决需要而安排。上文中宋仁宗特开天章阁的故事,寥寥数语,却体现了宋仁宗急切变革、对范仲淹等人抱有厚望的心态,又与庆历新政仅历时一年多就夭折这一结局形成情景冲突,有助于引发学生对新政背景及失败原因的思考。
  好的历史故事,还应当有些意蕴,让人能够细细体会,会心而笑,使“论从史出”成为可能。上文中的数据及配套问题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因此能收到让学生粗粗一看大感意外,细细一想恍然大悟的效果,不但记住了,更是理解了。
  相信具备了上述四个特点的历史故事,不但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们学习历史的兴趣,还能有助于发展他们的思维能力,引导他们正确地理解历史现象,进而为他们的继续学习奠定基础。
  二、学法
  “学法”是指学生们学习历史的方法。通过引导学生学习具体的历史知识,掌握学习历史的方法,应当是现代高中历史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现代高中教育的重要理念和追求目标之一。
  要出色地完成高中历史学习任务,需要掌握的学习方法是很多的,既有“普适性”的,也有“特殊性”的。前者如阅读教材的方法、识记的方法、复习的方法、准确表达的方法等,这些方法为各学科的学习同样需要;后者如搜集资料的方法、辨析史料的方法、左图右史的方法、运用史料的方法等,这些方法为历史学科所特有。 毫无疑问,这两类方法实际上是有不少交叉的,也是需要学习者尽可能一一掌握的。但作为教师对学生的训练,需要有计划、有重点地推进。这主要是因为受教学时间限制,一节课中的学法指导内容只能是有限的,学生掌握某种具体的学习方法、进而学会学习,更是一个从初步知道到逐步内化的过程。所以教师要做到心中有目标,手中有方法,从长计议,总体安排,逐步推进,使学生能逐渐地切实掌握各种学习高中历史所需要的方法。
  “学法”指导当然可以是显性的,即教师在历史教学中直接对学生进行学习方法的指导。以“求真”为例,“求真”是历史学科的基石之一,但“求真”并不容易,除了要有“求真”的信念,也需要掌握“求真”的方法。某教师在执教《古代中国科技发展的突出代表–四大发明》一课时,通过“我们可以用哪些方法证实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和“我们如何证伪‘韩国是活字印刷术的起源国’之说?”这两个问题的设计及其教学活动的展开,帮助学生初步地知道与运用“文物考古”和“文献典籍”这两种方法证实或证伪某些观点,进而水到渠成地向学生介绍王国维首倡的“两重证据法”。这样的教学过程,较有效地帮助学生初步确立了“求真”的理念,知道了“求真”的方法。这样的指导显然既是必要、也是有益的。据笔者所知,近年来已有不少教师开设了以学法指导为主要教学目标的学习方法课,如“如何收集与整理材料”,“如何解读史料”,“如何编制大事年表”,“如何掌握核心概念”等,这类课都是极有价值的,是历史教学中很好的探索与尝试。
  “学法”指导在更多的时候是隐性的,即渗透在日常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可谓是润物细无声。如证据意识的确立、历史逻辑的揭示、历史意识的涵养、批判视角的形成……某教师在执教人民版《新中国初期的外交》一课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内容时,让学生研读教材安排的《毛泽东访苏期间和斯大林在一起》这一照片,并设问“毛泽东当时的心情如何?依据?”这一教学片断的设计引发了学生的极大兴趣。紧接着,教师指导学生研读教材相关内容,从毛泽东的访苏时间之长、周恩来赶赴莫斯科、国际舆论的猜测等视角引发学生的思考,感受中苏两国当时谈判之艰难;再提供了该条约的秘密附件内容节选和如下这段已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在1956年的讲话(见材料1),从而证明“毛泽东当时的心情”至少并不轻松,甚至还是忧心忡忡的。至此,学生不但可以确信自己的眼睛:照片中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神态都较为严肃,还可以知道蕴藏在伟人神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材料1: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去世后写的悼念文章。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
  这一教学片断设计和这样的教学过程,既相当故事化地叙述了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背后错综复杂的真实历史,又为学生理解中苏关系在日后的破裂埋下伏笔,更是在悄无声息中引导着学生关注史证、关注论从史出,很好地将学法指导融入了教学过程之中。
  三、灵魂
  没有灵魂的身躯注定行之不远。人是这样,课也是这样。赵亚夫先生说得好,“一节历史课如果失去了灵魂,内容再生动、丰富都是摆设”。
  历史课的灵魂可简称为“课魂”或“课时灵魂”(也有些学者与教师称之为“教学立意”),它应当是能够统帅一节课的主要教学目标,应当能体现出为什么而教,应当能在较高层次上体现出一节历史课的价值。
  如某教师在执教人民版《新中国初期的外交》一课时,将“政策决定命运”确定为本课灵魂,然后围绕这一课魂设计了问题链:①毛泽东的访苏直接目的是什么?如何评价《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②六点建议与日内瓦协议渗透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哪些内容?③周恩来在万隆曾面对着怎样的局面?他为什么能够扭转这种极为被动的局面?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与哪些国家的交往?它与“一边倒”方针是怎样的关系?这样的设计既准确地把握住了本课的教学重点与难点,更引导学生着重思考“新中国初期的外交”的得失及其背后的政策因素,这不但有助于帮助他们“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意义”,还将有助于他们理性地理解“政策”的巨大作用,进而谨慎地审视各类重要的政策。
  提出一节课应当要有自己的灵魂,会不会让历史课套上枷锁走向思想僵化?实践表明,由于确定一节历史课的灵魂要受课程标准、教材内容、学生情况、现实环境以及教师本人素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同一课内容完全可以提炼出不同的“灵魂”。以“美国1787年宪法”这一课为例,我市教师在最近的一场优质课比赛中就分别提炼出了“探寻‘ 走出问题丛生的灌木林’之路”,“感受1787年宪法中‘ 制约与平衡’原则这一人类政治智慧”,“恒久的宪法”,“总统着中山装,女士着旗袍代表中国形象。”这种趋势似乎与毛泽东、邓小平以来的国家领导人着中山装出席国内重大活动不谋而合。至此,我们可以说中山装在新中国也已经取得了“国服”的地位。这对于其所谓特殊政治文化的确认无疑会起到巨大的正面强化作用。与民国时期中山装的流行类似, 1990年代以来我国有关中山装所谓的特殊政治含义的产生、发展和普及,也是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融合的产物。商业利益的驱动与炒作, 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豪, 以及对革命伟人的崇敬与纪念等诸多动因号隋结相互交织,使中山装的所谓文化蕴涵很容易成为一个越来越美丽的童话。考虑到国民党与孙中山的特殊关系,笔者也专门电邮咨询了台湾的陈永发、古伟瀛等知名历史学教授和专家,他们大部分阅信前连中山装的“三、四、五含义”都从未听闻。台湾教育研究院的同行萧忆梅博士回复说:“关于中山装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政治含义应该是没有明载在台湾中小学教科书的,至少在历史教科书是确定没有的”。至此,根据对大量官私文献的梳理检核,我们可以比较稳妥的认定,所谓中山装的特殊政治意义只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最多可以视为 民间娱乐版,专攻民国风俗文化的李少兵教授亦持同样立场。笔者以为,中山装可以穿,孙中山应该爱,但不能把中山装与孙中山思想任意附会。正如著名孙中山研究专家余齐昭所言: “中山装体现孙中山治国理念一说纯属无稽之谈,希望后人不要拿中山装与中山先生倡导的 ‘道德礼仪’、‘立宪理念’、和‘三民主义’挂钩。” 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者和执教者更应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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