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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普教室】李林川:对近年新课标全国卷历史命题的若干认识与建议 –基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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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绝大部分实验省区的高考不再自行命题,改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题。据悉,其中较为发达省区的文综(含历史学科)试卷将使用高考新课标全国卷I(下称“全国卷”)。笔者以2015年福建文综卷与全国卷历史试题的比较、分析为例,试图得出若干认识并提出一些建议,冀望对高考命题和复习教学工作有所助益。

    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的2015年全国卷,继续坚持历史学术性与专业性为基调的命题风格。特别关注对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相对淡化对教材知识的直接考查。福建卷则更多是关注基于教材知识的支撑,也关注历史学科能力与方法的考查,但较平实与直接。试题传承几年来福建省自行命题的既有风格,基本上是遵循考试说明的要求命题,在力图实现服从高校招生需要的同时,也顾及高中历史复习教学的实际,体现了福建自行命题的地方特色,即落实相关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的“平稳过渡、稳步推进”1的方针。在当下从各实验省区自行命题向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题过渡时期,这种平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2015年福建高考文综卷历史试题,整体上显得较为平实,并无特别的创新亮点。

    从全国卷与福建卷的命题,分别依据全国考试大纲和基于全国考试大纲编制的福建省考试说明,都阐明“能力立意”的命题思想,但在具体实施中前者更多基于高校选拔新生的需要,考量新生未来发展的潜力,侧重于考查历史学科思想、思维逻辑、学习方法和应用能力;后者则更多关注中学教学现实,侧重考查基于教材的知识、能力与方法。就“知识领域”而言,前者“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对新生文化素质的要求,在初中历史课程的基础上,……确定历史学科考试内容”的要求”2,亦即考试内容并不局限于高中,也拓展到初中学过的知识。后者与北京、四川等省区一样,出于贯彻教育主管部门“减负”方针,不仅删减了课标规定的部分知识内容,而且明确考试内容不涉及初中知识。可见,二者在目标要求与知识广度等方面的命题理念存在不小的差异。

以选择题为例,全国卷的部分试题基于考试大纲命题,但“汉代外戚”、“民间崇拜”、“状元人数”等相当部分试题,选材均与教材、甚至课标、考纲没有直接的关联,需要考生依据所给材料,并辅之课外知识作出综合判断。选择题大多从高校历史研究的领域和成果方面寻找命题素材,问题语境与选项表述也大多使用基于历史专业的学术语言。考生审题与作答的难度较大。似受到命题者的主观先行,影响了某些选择题的客观性和唯一性。如第24题“战国时期农业收益”,就其影响而言,A项“促进了个体小农经济的形成”、D项“阻碍了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的结论均能成立。由于缺乏前后文的语境,考生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难度相当大。福建卷的试题严格依托福建省的考试说明与相应的教材知识进行命制,较符合高中历史教学的实际情况。如第l3题“历史”、第l4题“景德镇瓷器”、第l6题“关汉卿作品”等均依托福建省的考试说明与相应的教材知识进行命制。但第l3题“历史”、第l4题“景德镇瓷器”、第l6题“关汉卿作品”疑似存在命题技术的偏差:即考生不需历史学科知识支撑,仅凭对材料的阅读、理解就可导出正确答案,缺乏必要的历史学科特性。从考试测量角度看,这将影响其选拔功能的正常实现。实测情况表明,考生总体上较为适应。

    以必考非选择题为例,全国卷的命题坚持与时俱进,其“稳中求新”的改革力度继续加强。第40题相对温和,围绕“新儒学”这一热点话题,要求就唐代、宋代、近代三个时段不同思想家对儒学的认识,进行分析比较,由此进一步要求作为当代人的考生思考对“孔子与儒学”的认知,考查其有关历史方法论方面的思考。内容相对传统,但按照“能力立意” 的命题指导思想,由浅到深层层推进,较好的体现高考的甄别、区分与选拔的功能。第4l题则拔高要求,难度明显加大。本题独辟蹊径,以科学技术与某公式要素之间的关系入题。这种新颖的情景材料,当是考生乃至相当多教师未曾见过的。其成功之处在于,长期流行的“题海战术”在此无所施展,能真正考查出考生实际的思维、能力、方法等学习水平。此外,其试题的答案也是完全开放的。这些均与历年、包括本年度的福建卷命题思路与呈现方式迥然不同。

反观2015年的福建卷第38题,以20世纪70年代中美、中日外交为素材,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取材、设问到参考答案中规中矩,与市面上的流行题并无二致。其对能力和方法的考查也具层次性,但反映学术前沿的成果以及深层次的历史学科素养稍显不足,缺乏学术性与创新性,思维开放性也有待提高。

再以选考非选择题为例,全国卷与福建卷在其中的选考l、2、4的模块是一致的。但全国卷命题大有弃课标与考纲于不顾的倾向,并已成为近年来其一贯坚持的“任性”风格。所选定的“唐代币制改革”、“抗战胜利后各党派地位” 和“元代丘处机”等,除“抗战胜利后各党派地位”与高考考纲考点、教材知识有所关联外,其他两题几乎没有关联性。考生依据所给材料可回答部分问题。但试题中要求的“结合所学知识”,并非课标与考纲规定的“知识范围”,也并非考生的教材所学,不免有“偏”、“难”、“怪”之嫌,故其命题的法理依据与指导思想值得商榷。因此,对考生来说显然是勉为其难。故而,历来全国卷的选考非选择题的得分率极低,其实测数据的信度与效度可疑。上述命题指导思想对中学高中历史教学的导向,显见是不利的。其命题指导思想与策略长期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再看2015年的福建卷第4l题,依旧是波澜不惊。A题、B题、C题依照福建省高考《考试说明》的考点取材,素材分别为“王安石变法”、“法国民主”和“唐太宗”,从情境材料到设问角度、参考答案均中规中矩,没有太多的亮点与创新,贴近高中历史教学的实际,有利于考生依据所学知识审题与作答。

    从实测难度值来看,全国卷长期以来保持在0.4l左右,福建卷则为0.54左右。二者难度相差甚大。从高校招生录取率高居不下,“精英教育”走向“平民教育”的现实出发,过高的难度既不符合高考的现实需求,事实上也挫伤了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从高考招生的现实看,文综背景下的历史考试并非选拔历史专业的考生。文科考生中选择高校历史专业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考生则选择其他专业继续深造。有关教育考试主管部门领导以及教研部门专家学者呼吁,让考生有尊严地进入高校,让众多学子喜欢学习历史。这当引起命题专家和主管领导理性思考和审慎抉择。

    因此,寻找合适的平衡点应成为历史命题研究的重要课题。

    导致上述诸多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

一、 命题人员的非职业化、专业化

大规模教育考试实际上是基于学科课程标准的教育心理测量3。 在考试命题较为成熟的欧美国家,命题人员由专业命题人员、学科专家和考试测量专家组成。专业命题人员从心理学、教育学等角度设定能力指向、思维结构、逻辑方法等心理水平层次,基于学科专家提供的学科素材为载体命制试题,考试测量专家则从统计学、考试学、心理学等层面进行大量的数理分析。

    以历史学科为例,从事高考命题的人员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命题专家,而是学科专家。我国的历史命题人员都是临时召集选调而来,其职业大多是高校从事教材教法相关专业,也没有经过长期系统的命题专业学习与研究。国家层面是清一色来自高校教师,包括福建在内的各实验省区基本上也是高校教师和部分中学教研员、中学优秀教师。他们共同存在的不足是,在设计、评价试题时,习惯从历史学科内容领域出发,而不是从测量的行为目标出发,影响了考查的效度与信度。

    受不同命题人员自身从事的职业、研究专长、学科视野,以及个人阅历、经验和个性等因素影响,全国卷命题人员从高校专业需要出发,命题强调满足高校的选拔需求,着眼于大学新生未来学习方向与目标的需求,主张应将学术前沿的专业研究成果引入试题中。他们对中学历史教学,尤其是课改情况了解有限,对高考命题所依托的课标与高考考纲的认同度不高,因此带有专业学者所特有的学术个性风格,命题显得较为“任性”。分省命题的教研员、中学优秀教师来自基层,对中学历史教学实际以及课程改革理念了解相对到位,习惯性突显高考对中学历史教学的反拨与导向作用,但对高考选拔的理解与执行力有所弱化,因此命题较为“亲民”。

二、高校历史学科入学“标准” 的缺位与选材定位的迷失

现行全国卷的考纲和实验省区包括福建卷的考试说明,是根据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即前述的“课标”)编制而成的。按理说,课标本来是编制高中历史教材、指导和规范历史教学,考查和衡量高中学生历史学习水平的标准,不能作为进入高校学习历史的标准。但在现实中,不少国家以此作为高校招生考试的依据,我国教育部考试中心也借此编制高考历史考纲。

反观高校方面,既无文综层面通识历史的学科考试标准,也没有历史专业的考试标准。当前高校招收的是泛文科意义上的新生而非历史专业新生。如前述,来自高校的命题人员把高考考试习惯性等同于历史学科专业考试,难免受到成人化、学科化和专业化价值取向与思维定势的影响,时常出现近于招考历史研究生专业的试题,引发社会各方尤其是中学师生的质疑、困惑和批评。

    遗憾的是,由于大规模教育考试的社会性和高风险性,与命题相关的人员、资料等均列为国家绝密项目,有关部门尤其是命题人员按照保密法的规定,不可以公开作出回应。因此,上述强烈呼声难以得到合理的回应。

   三、摆脱考纲规定的“考点”相关经典命题素材窘迫的困境。兼有反猜题的需要

围绕考纲考点的命题经典素材在各地浩如烟海的模拟试题中,经几十年反复搜罗和挖掘已近穷尽;基于这些素材可供命题的视角也极为有限。从某种意义上说,搜寻到一个有价值、有内涵的命题素材有时比构思、命制试题,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心力。笔者从事省级历史命题20年,对由此造成的命题困难深有体会。

全国卷相当部分试题要求考生应用的“所学知识”,却有悖于教育部考试中心考纲“考点”规定。导致出现命题人员所述的“所学知识”事实上并非考生之“所学知识”的现象。以今年的选考题“唐代币制改革”和“元代丘处机”为例,无论从课标组编制的课标以及课标解读,还是教材、考纲,均无依托。它们既非课标要求的知识,也有悖于课标的思路。若追溯此前全国卷的选考题,诸如“李时珍与《本草纲目》”、“刘晏推行的榷盐法”、“王莽改制”、“清末新政”等此类“任性”试题也并不鲜见。这种成人化、专业化的命题偏差,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实际严重脱节,落到高考现实中,无疑难为了众多考生与他们的指导老师。

    此外,笔者发现,近几年来全国卷非选择题的情景素材大量使用“摘编自”方法。仅以2013—2015年为例,列表统计如下:

年度

使用材料

摘编自

占材料总数

2013年

9

7

77.8%

2014年

8

7

87.5%

2015年

7

5

71.4%

    上表统计可见,近三年全国卷非选择题对隋境材料“摘编自”的,平均达到总数的79.2%即四分之三以上。从历史学术的层面看,改造、编纂的情境材料,当存在非权威性、科学性和严谨性之虞,不免带有命题者为了命题需要而拼凑材料的主观性色彩。可以推知,其命题工作采用这种非专业的方法,当是突破上述窘境迫不得已而为之。这样不依纲靠本的情境材料“塑造“,确实也有助于有效化解“题海战术”的围攻。不过,由此带来的问题:

    1.大量使用“摘编自”的方法来整合和构建情境材料,有损历史学科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对高校和中学历史教学的导向作用是负面的。

    2.超越教育部考试中心考纲“考点”规定的知识范围以及课标的理路,其试卷与试题的“公平性” 、“客观性”受到质疑;此外,也损害考纲乃至教育部考试中心本身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对基层历史教学,尤其是新课程的推进来说,显见是不利的。

    笔者认为,教育部考试中心以及命题专家稳中求进,开拓进取的努力与贡献,理应得到充分的尊重与赞赏。全国卷命题学科性强、立意高是得到公认的。其从能力立意到素质立意的命题理念演进,始终引领各地命题与教学的相应跟进。虽然部分试题疑似存在偏、难、怪现象,但瑕不掩瑜。不乏“冲击一反应” 、“抗日战争目录”等得到广泛好评的经典试题。因此,全国卷总体上值得肯定。

    如前述之比较与分析,高考的主要目标为高校选拔合格的新生,并推动普通高中的课程改革。高考需要体现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与过渡。笔者建议:全国卷的命题队伍应加强职业化、专业化建设,确保命题有合理的难度、区分度和效度,体现高校招生考试的选拔功能;同时能体现高中新课程的教育教学理念,反拨和引领课程改革的方向。为此,命题应真正实现“三有”:

    “有法”,即恪守基于课标与中学实际编制而成的考纲,尊重教育部考试中心公示的命题与应考双方共同遵守的这一“游戏规则”。“有度”,即在服从高校招生的大局前提下,考虑高中历史课程改革的实际,尤其是考生历史学习的实际能力与水平,综合考虑历史考查的学术性与基础性的契合点。

    “有利”,即实现既有利于高校招考新生,也有利于反拨中学历史课改的“双赢”原则。当超越历史学术研究与教学教研的层面,改变当前的命题思维方式,切实认识到命题真正需要关注与追求的问题:即如何通过历史学科这一载体,考查考生的教育心理水平,彰显和实现其甄别、区分和选拔的考试功能,并正确发挥高考对中学历史教学的导向作用。

 

【注释】

【1】福建省教育考试院:《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福建省文科综合考试说明》,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本书无页码)。

【2】雷新勇:《基于标准的考试命题技术 一)》,《考试研究》2011年第1期。

【3】 雷新勇:《基于标准的教育考试:命题、标准设置和学业评价》,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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