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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大】郑士璟:如何看待今天的日本和日本的历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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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郑士璟   赵亚夫

                                     (原文源自:《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5年第11期)

     郑: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以非常隆重的方式举办纪念活动,呈现出了许多新特点,比如,9月3日的大阅兵、网络文章异常活跃等。相比之下,历史教学界倒是比较平静,既没有大型的纪念性活动,也没有专题性的研讨。可能是正值暑假,而且现在的纪念形式很多,我们以为没有必要另做活动的缘故吧。不过,作为一名年轻的从事中学历史教育的研究者和实践者,觉得历史教学(界)没有在这个特殊而且具有特别意义的日子里,搞专门的活动,还是有些遗憾。其一,我们是历史教育工作者,相关的研讨话题,不仅很多而且具有现实意义!其二,正因为现在的网络信息丰富,甚至可以说是芜杂,对历史教学的影响不可小觑,从专业的角度澄清一些问题,也有教育价值。您对我国的历史教育和日本的历史教育都有研究,在这个时候,我很想知道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或许其他一线老师也有同样的想法。

    赵:围绕这个特殊而重大的纪念日,我愿意为大家提供参考性意见,并共享历史经验。学校历史教学界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不是说,我们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历史教育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国民的民族、历史记忆抑或说是集体记忆,在这点上它有独特性。再郑重些说,就是学校历史教育如何教这段历史,以及如何关涉相关的历史理解和经验(或态度和视角),比其他学科有着更深刻的现实性和更深远的前瞻性。

    郑:您在日本学习、生活过,对日本有比较深入的观察和了解,以您的经验看,今天的日本对中国还能构成危险吗?

    赵:我的基本判断是,不会。即便有构成威胁的因素,也不会像过去一样,我们总是处在被动挨打的位置。毕竟今天的中国不是晚清那个时候的中国,谁想凌辱它,都能占尽便宜。同样,日本也不是过去军国主义时候的日本,无论是政客还是财阀,要想发动侵略战争,几乎没有什么可能性。

    郑:作为中学老师,有没有直截了当的方法去认识“今天的日本不是过去的日本”这一判断呢?

    赵:一是看《宪法》。根本说,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以天皇制为基础的,天皇之下只有臣民。虽然这部宪法具备了近代宪政的要素,但它所确立的国体为日后的军国主义者把天皇的臣民变成国家的奴隶提供了充分理据。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正是驱使了“忠诚于天皇”的奴隶们,而且从奴隶性中释放出来的残暴性更为肆无忌惮,呈现出极端的野蛮性。按照埃里希–弗洛姆的理论,“旧国体”使日本人群体体现出“退化综合征”(《人心:善恶天性》)。1947年颁布的《日本国宪法》则完全不同,它规定日本是民主、自由、和平、法治的国家,国民享有充分的人权、自由、发展权。二是看事实。有很多层面可以考察,包括亲自体验。

    郑:近来,去日本的人很多,还出现了抢购商品的情况。

    赵:这也是一种体验。但是浅层面的。在历史上,德国人和法国人互相不喜欢。如歌德所说,“真正的德国人都讨厌法国人,可是法国美酒他却非常心爱。”(《浮士德》)现在,中日的民间情况比德法关系复杂一些。不过,接触总比不接触好。事实上,民间关系更单纯、直观,而且决不乏基本德判断力。

    郑:我去过那里,首先觉得很干净,其次感到很轻松、人也比较温和。

    赵:这些感官没错!我再给你几个视角供你参考,看看轻松、温和的环境背后具有怎样的基础:(1)日本人是富裕的,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日本都是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之一(一个劳动者的供养比是1:3.8)。它现在的人均GDP已过4万5千多美元。它的世界第二经济体位置维持了40多年,而且是名副其实富国。现在,我们超过了它。但是,要知道,日本的GDP仍在逐年上浮,不是萎缩,其增长1%,总量就不小。(2)日本的海外资产全球第一,到2014年其净资产是366.9万亿日元(日本财务省报)。它还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这个记录连续保持了24年。另外,正是在日本经济“衰退的20多年”中,其海外并购资产一直在扩大,现已拥有的海外资源土地面积,有人估计超过本土近10倍。(3)日本连续多年被誉为世界上人口素质最高国家的首位。我们最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本”的道理。日本人习惯用安全、安定、安心三个词,概括自己的社会生活。从基尼指数看,长期保持在0.2几(是高平等社会),国内物价30多年没有什么波动。这些都是民主社会打底,是“和平宪法”的贡献。

    郑:这样的话,谁还愿意打仗、送死呢!

    赵:这是常理。也会有例外,一般说,或出于信仰控制、或出于利益失衡。然而,只要依照常理行事,老百姓实际考虑的事情于此毫不相干。为什么平民百姓会“甘愿”为信仰、利益牺牲掉自己呢?第一种情况是迫不得已,他们没有选择;第二种情况是境况不佳,类似于赌博;第三种情况是被宣传所惑,暗含着些英雄情节。这三者情况都与经济贫困、知识落后、环境封闭相关。稍有一点日本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处于战争状态下,日本经济是“努”出来的,根本满足不了其军事野心;文化虽受过“文明开化”的洗礼,但骨子里的东西是落后的;日本军阀、财阀要争霸世界,但对内实行严格的舆论管控,其宪兵、锻炼等服务于举国体制诸多制度,只能使日本人做天皇的奴隶、战争的炮灰。于是人们看到,战争越拖的久日本人就越精神分裂,一切原有的民族劣性都集中体现在了侵略者的残暴、野蛮上,国内人民的生活越槽糕,就越需要战胜的刺激、越依赖蛊惑宣传,支持战争的行为越就极端。

    郑:所以称他们是“日本鬼子”,主要是指日本侵略者毫无人性。

    赵:是战争把人类变成野兽,是畸形的国家体制变国民为战争工具。前面提到弗洛姆的理论,引申说,所有民族、所有人只要纵容人性的恶,并将自己的劣性无限放大,就都可能变成“鬼子”。“人,是唯一一种尚未完成的物种。”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们把握了“发展综合征”。他们知道:恶是一种特殊的人类现象;恶发展到什么程度,同时也就是倒退到什么程度;同理,倒退少一点,恶也就少一点;人应该遏制倒退的倾向,发展前进的倾向;人应对他自由选择的行为负全部的责任;人的心会变得冷酷,变得非人道,但绝不会不是人心,人心总还是人心。抑或说,人心能够拯救!关键是,人类应当具有怎样的人类意识。据此考察日本的近代史会发现,它在政治、社会、经济、教育方面的确全面地学习了西方,但在观念、意识、心理方面却相对“自顾”,致使其近代一味强国,而以牺牲民生、民智为代价,走上了一条“强兵愚民”“富军穷民”的危险道路。如此的“强国”政策没有哪里有不破产的道理。

    郑: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并实行了比较彻底的民主改革。

    赵:非常重要!没有美国的民主化改革,不会有现在的日本。二战后日本走的是“民富国强”的路子,表现出的是“发展综合征”,其宪法保障其人民在和平、民主、自由、法治这些基本价值观下生活。比如,当日本国家稍富之后,就考虑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了,战后它只用了40年时间就进到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人们叫了它大约30年的“经济动物”。现在,已不这样看了,因为日本在上个世纪90年代已是“科技立国”了。

    郑: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日本拿诺贝尔奖的势头很抢眼,现在已有19个,其中,2000年以后就有11个。

    赵:的确,日本有国家的“拿奖计划”,现在,诺奖中它有7人获物理学奖、7人获化学奖、2人获医学或生理学奖、2人获文学奖、1人获和平奖。它不仅是经济强国,也是科技强国。诺贝尔奖具有一定的象征性,证明它有多方面的实力。为此,我们理应关注它。作为教育工作者,我还从“科技立国”的长远影响,考察它的基础教育动态。

    郑:比如它的创新教育。教育改革是以国际化、产业化、信息化为目标吧。

    赵:是的。民主在日本已是一种生活方式,其核心概念就是自由。没有自由,什么也别指望。把“小日本”甚至“日本鬼子”整天挂在嘴边的人,只能自我麻痹,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郑:或许“小日本”只是和中国比吧。日本的国土是我们的1/25,人口大约我们的1/10。

    赵:应该把它放到世界范围比,其37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在发达国家中只排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西班牙、瑞典、挪威之后;其1亿2千多万的人口,居世界第8位,在发达国家中,居第2位。当然,其国土资源贫乏,人口老龄化,也是严重问题,但说它是“蕞尔小国”难以服人。

    郑:您给了一个新的视角看日本的“小”。所谓位置,不同的比较会有不同的启发!我一直以为日本起码比英国、意大利、德国小得多。现在,把它放到世界中,放到世界最强的国家方阵中做比较,好像有了与传统观念完全不同的判断。

    赵:想当然了,往往就不顾事实了。如前面提到的,把日本的经济、科技实力等考虑在内,它绝对不是“蕞尔小国”。我们完全没有轻视它的必要,如果把日本作为对手,正视它的实力才对。我强调这些,决没有放大日本的意思,仅仅是摆个事实。过去我们太小瞧它,结果吃亏的是自己。日本人自明治维新始,就学会了从世界范围打自己的主意,它的野心大,也是世界性的。我们在历史课上不是讲“田中奏折”(暂不说它是否真的存在)吗?先拿下朝鲜、再侵略中国东北、进而全中国、全亚洲、全世界。极富侵略性,也野心很大,不是吗?但你总是贴标签式的批评乃至轻蔑它的不自量力,从来不看它为“称霸世界”做了什么功课,诸如“总力战”什么的,不是犯了“国族”(日本左派学者柄谷行人在《世界史的结构》一书中使用的概念)自闭症吗。一旦双方较量起来,输都不知道输在哪里,那才是很槽糕的事!

    郑:有人说,无论怎么说,都不如导弹厉害,现在打垮日本不是问题。

    赵:这是很霸道的说法,不是现代政治学的玩法,对今天的世界秩序或格局也缺乏理解。其实,在战争状态下,随便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也会受到谴责。像核武器,更是被严格禁止的。

    郑:网上传美国投放原子弹飞行员的演说,认为不投原子弹日本不会投降。

    赵:网络是个开放空间,什么言论都有。在特定时期集中出一些帖子,也有助于人们多角度地看问题。问题是,假东西太多。移花接木者、来路不明者、自造段子者、自我麻木者,比比皆是,不能当真。美国为什么要投掷原子弹,原因很多,在史学界应该不是一个证明性问题,而是一个反思性问题。在美国的社会科课程上,讨论“杜鲁门该不该仍原子弹”,包含了政治、军事、道德等多方面的探究,是一个经典话题。同样的问题,还有苏联出兵东北。过去,出于政治需要,说苏联出兵东北才是日本最终投降的决定性因素,原子弹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本身就是一种罪恶。现在谁还这样说啊?讲历史,过于情感和政治化的东西靠不住,要讲事实。然而,书本上的事实也不一定靠得住,因为编者需要加工材料,你看到的事实不过是个片断而已。所谓真相只有一个,解释却各式各样,教科书尤其如此。

    郑:中学的历史教学更强调材料的选择吧?

    赵:这是肯定的,中学历史教学有一定的确定性。确定性越强导向性越强,但这不能成为曲解历史的借口。我了解,日本也有极右派和极左派,言论都极端,都不是成事的主,只能坏事。我们不能学,我主张大世界史视阈。比如,甲午战争时,日本已是近代国家,我们仍是古代国家,用自己的“天下观”看世界,解决国际争端,行不通,结果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日虽然都是战胜国,但中国只是名义上的,依然没有世界观,只了解一些区域性的国家利益,哪能为国真的争得权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名义上是近代国家,实际上不是。抗战非常壮烈,但是代价极大。我们普遍接受“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可是历史课反思落后的内容着实没有,只讲民族精神和共产党领导,历史经验甚为有限。我们需要大世界史视阈,否则难有历史智慧。

    郑:历史让人感觉太情绪化,少有深刻教训,对今人并不是好事啊!

    赵:还有,历史教育和历史学有差异。前者强调历史学习价值、历史意识和历史思维培养。也就是说,它不能回避引导、诱发、批判一类东西。历史也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你讲历史智慧,就不能价值无涉;你强调历史经验或教训,不可能仅仅还原历史了事,更何况你也做不到。近代史上我们和日本打交道吃亏太大了,今天仍用“小日本”的观念敷衍自己,便是不尊重历史了。所以,历史教育和历史学有不同的难度,只讲历史学的功夫,做不好历史教育的,主要是历史学努力回避的“主观性”东西,历史教育回避不了,只要进入“教育”程序就必然呈现主观的东西,除非今后群体性的“教育”完全被个体性的“学习”替代。

    郑:恐怕有义务教育存在,就有研究历史教育的需要。您提到的大世界史视阈我很有兴趣,为此,我们现在急需补充什么呢?

    赵:我觉得是解决世界史的结构问题。比如,补充东亚史,包括日本和其他周边国家。再扩大些,包括太平洋地区,即从历史上认识我们的地缘政治。

    郑:日本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从它的角度认识地缘政治?

    赵:当然。它早这样做了。日本的历史教育,讲究区域史,贯通世界史,强调国民的世界史观。近20余年,讲的都是全球意识。

    郑:比较而言,我们的世界史教学似乎只学了欧美史。

    赵:这样做,没有历史视野,历史思维也无处伸展。(下略)

    郑: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我们留在最后说,这里我还想问一个问题:中日是否“必有一战”?

    赵:战争是多种因素促成的。要看为什么要打,谁要打,有什么条件才能打起来,以及谁非要打仗。陈衡哲曾为历史教育定下一条标准:揭穿政客、军阀们非要打仗的黑幕。据此,回答中日之间“会打”或“不会打”,都是草率的(下略)。总体讲,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已经结束,对抗与对话的时代主题也已转化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在今天的后冷战时期,中日都有很多对话渠道,和平与发展是双方恪守的原则,“战”不是上策,大仗、小仗对双方没有好处。更重要的一点,“中日必有一战”的说法,实际上把中国放到了“必战”的角色,那是“中国威胁论”的一个证明。

    郑:那么,像日本政客不断参拜靖国神社,安倍政府又“解禁集体自卫权”,您怎么看呢?

    赵:该怎样谴责就怎样谴责嘛。前者是老问题了,那里供奉着2466532个灵位,都是战争中阵亡的。其中,明治维新7751柱、西南战争6971柱、甲午战争13619柱、侵略台湾1130柱、日俄战争88429柱、一战4850柱、济南事变185柱、“九一八事变”17176柱、中日战争191250柱、太平洋战争2133915柱,(据靖国神社《战役事变别合祀祭神数》载,平成16年10月17日)。本来,民主改革就是要铲除“国家神道”。不过,美国并未使其“彻底化”,只是使神道与政治分离。高桥哲哉在《靖国问题》一书中说,靖国神社涉及感情问题、历史认识问题、宗教问题、文化问题,以及现代国家通过何种手段举行国家的祭奠活动的问题。我们谴责和批判的立场,主要是(1)1978年二战“甲级战犯”进入靖国神社“合祭”,政府官员去参拜,等于承认侵略战争以及这些战犯对国家有功;(2)靖国问题体现着日本人的历史态度,特别是日本政府承担战争责任、反省战争的意识;(3)能否彻底地反省侵略战争的性质和危害,关乎日本乃至亚太地区和平、发展的未来。

    郑:冷战开始后,美国便大量解除对日本战犯拘押,也造成了以后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反思战争罪行,并赢得世界的尊重。

    赵:是这样的。但是事实比我们知道的复杂的多。比如,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都是针对法西斯的清算,而像帕尔(11位大法官之一)那样宣称日本战犯“全员无罪”的情况在纽伦堡是没有的,欧洲国家对纳粹罪行与亚洲国家对日本人的罪行认知上也较大差异;至今,纽伦堡审判的资料都已公开,东京审判的资料仍有许多在封存状态;战胜国对德国的战后处理,主要采用了由德国人主宰自己的民主化国家建设的办法,日本则是被美国独家占领,民主化改造包括新宪法都是美国人主导的;战胜国对战败国在其军事力量处理上大致相同,但冷战大幕一拉开,首先是苏联怂恿东德建立国防军,随后西德也建立了国防军,既战胜国允许德国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存在,西德加入到北约、东德加入到华约,日本是被彻底剥夺了自卫权,后来美国人开了个口子允许它具备一定能力的“反击力量”,成立了一支自卫队,故日本保守派一直认为自己“不是正常国家”。

    郑:日本的安全完全依赖美国吧?所以必须拿美国人当主子看。

    赵:日本著名的右翼保守派人士原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说,“日本可以和美国,说不”。其实,日本右翼分子奇谈怪论很多,需要具体问题具体批判。不过,日本问题较之德国问题复杂,也是不争的事实。日本知识界也喜欢拿自己和德国比,我以为有诸多不能比,二者相同的部分,往往是浅层次的,深层次的东西很不一样,涉及历史、文化传统。当然,也属于东西文化的不同。

    郑:听说德国人对历史的反思也是逐渐深化的,不是一开始就建立起来如今的悔罪感的。

    赵:在世界上,最著名的例子是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的一跪,那是1970年。也正是从那时起,德国在教育、思想、舆论等方面展开了全民反思。毕竟纳粹不是针对某个团队洗脑,而是全体德国;不是只有纳粹党员才支持希特勒的战争,而是德意志民族整体被拖入战争;不是在纳粹时期人人看得清“繁荣”背后的罪恶,而是人民积极且盲目地信仰领袖给他们带来了真实的幸福。他们以为,自己为信仰杀人没错,为既得利益杀人也是人之常情。我曾在多种场合向老师推荐过四本书:梅斯奎塔和史密斯的《独裁者手册》,斯垂特菲尔德德《洗脑术:思想控制德荒唐史》,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为的就是把德国人、日本人作为人类的整体思考其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当然,最好把我们自己也包含其中,思考人类的弱点。近来我读勒庞的《乌合之众》,同样希望基于人类整体思考历史经验,特别是对二战遗产,无论是处置、审判战犯,还是追究战争责任,无论是着眼战后世界秩序,还是针对国与国之间的遗留问题,都有必要守住人类正义、和平发展的底线,越是关照大局越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点上,显然德国人比日本人做的好。

    郑:因为德国人更理性,在历史上,它出过很多影响世界的思想家。

    赵:的确如此。德国文化中本来就有忏悔的元素,日本缺少这个东西,整个东亚文化都缺少这个元素。东亚文化是对称性的,不会只看到自己,甚至根本没有自己,它习惯看对方,对自己的肯定或否定,也是由对方的态度决定的。(下略)

    郑:我们还没有涉及“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

    赵:已经触及过这个问题了。如果非要表明态度,我说,日本政府违背“和平宪法”——它涉嫌“违宪”。完全“解禁”的前提是“修宪”,显然日本政府没有“修宪”就突破了“和平宪法”架构。

    郑:日本人民似乎反对的很厉害,反对党似乎也很强势,安倍怎么能够一意孤行呢?

    赵:这就是现在的日本。(下略)再举一例,安倍的“70周年谈话”(2015年8月4日)显然不及“村山谈话”(1995年8月5日)进步,起码没有什么新意,可是他讲话后,支持率上升了2%(7月的支持率是43%,现在是45%)。在《读卖新闻》8月16—17日的调查中,63%的受访者支持“谈话”中“在日本,二战后出生的人占现在人口的八成以上。与那场战争毫无关联的子子孙孙,我们不能再让他们继续背负谢罪的宿命”的观点(18日发表的调查结果)。

    郑:我们常说,应该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区分开。这个“谈话”,进一步把过去的侵略者和现在的和平者彻底切割了。

    赵: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日本对过去的侵略向来认识不足,为侵略战争招魂,否定战争暴行,美化侵略战争的人一直存在,而且时常还很活跃,说明日本有他们存在的土壤。你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切分开,实际上也模糊了两方面的事实,(1)军国主义体制下不存在一个善良的国民群体,不管他们是被迫参加战争,还是主动参加战争,对此,许多方面可以说明,如教育;(2)这种区法隐藏着区分者的利益企图,并非以德报怨那么简单,对此,现在的史料已能充分说明。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基础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胜利后的世界秩序也依赖于对这个基础的肯定和扩大,如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等等。对战犯的审判、对战争罪行的清算、对战争的反省等,都体现人类的整体正义,二战后人类世界的共同价值就是人权、和平、民主、自由、平等、正义、法治,所以,战败国反省战争责任是其集体义务,战胜国反思历史经验也是其集体义务。不如此,二战的历史经验就不足以警醒人类良知,人类的“发展综合征”就容易被“退化综合征”破坏。

    郑:我非常同意您这个观点。作为曾经的被害国我们既要防止“意识上的义和团”的泛滥,也要警惕盲目的和平主义的危险。用当下的话说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您认为,历史教学最应该接受的二战历史遗产是什么呢?

    赵:“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已经包含了全部内容。具体些说:一是坚守人权、和平、民主、自由、平等、正义、法治的共同价值;二是坚信民富国强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理念;三是秉承历史学习要义,尊重事实,追求真相;四是扩大视野,学会整体地理解世界,有能力整体地把握问题和解决问题。

    郑:这些共同价值最根本的一条是什么呢?

    赵:应该说,一个不能少。但是自由是灵魂。“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感召人们团结一致最终消灭了法西斯,现在一样需要以自由的名义建设和平民主的美好世界。

    郑:最后请您就日本的历史教科书说些要点好吗?

    赵:关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我写过一些文章,大家很容易在网上检索到。今年为参加不同的研讨会和张汉林老师共同撰写了两篇,现在还没有发出来,也大家关注吧。我跟踪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已经二十多年了,觉得他们的教科书变化较大,值得我们学习。

    郑:好像他们有很多出版社,教材也比较多。

    赵:具体说,初中有东京书籍、教育出版、清水书院、帝国书院、日本文教、自由社、育鹏社、扶桑社等;高中有东京书籍、三省堂、清水书院、帝国书院、山川出版、第一学习社、桐原书店等,过去还大阪教育等。

    郑:各家出版社的影响力和风格怎么样?

    赵:和我们一样,教科书实行审定制,由出版社将教科书送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后才能够使用,审定标准是政府颁布的《学习指导要领》(相当于我们的《课程标准》,10年颁布一个新《要领》)。所以,凡被通过的教科书,理论上讲都潜在着自身的影响力和风格。从发行量看,东京书籍和山川出版最大,影响力也会更大。特别是东京书籍覆盖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也是日本历史教科书中观点公允,反映历史客观性最好的一种教科书。相比之下,扶桑社和自由社出版右翼组织“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成员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是我们常批判的两种历史教科书。

    郑:他们的历史教科书都由谁编写呢?

    赵:1953年,日本政府确定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审定权,58年文部省推出审定标准,门槛就提高了。1963年的《教科书无偿措施法》,又将教科书选择权从学校收归为地方教育委员会,当然谁编写的教科书都要有人选,没有人选没有生存可能。所以,依照《学校教育法》教科书由民间学者和教育工作者自由撰写,文部省(现在的文部科学省)每4年修订一次。当然,要有编者和出版者的合作,作品要有通过审查的可能等诸多条件,一般而言,编写者以大学教授为主干,他们不是挂名的、不是到基础教育里玩票的,而是主导者和研究者,出版社同样要求具有专业性。

    郑:您能否给我们举个范例?

    赵:就拿东京书籍的历史教科书为例吧。先看小学的,由北俊夫(国土馆大学教授)、佐藤学(东京大学大学院教授)、吉田伸之(东京大学大学院教授)为代表的《新社会》(6年级上,2013年)。全书152页,有10个学习主题,即从绳文时代的村落到古坟时代的国家、形成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武士时代的开始、流传至今的室町文化、从战国时代到江户时代、江户文化与新学问、开创明治时代的先进人物、进出世界的日本、漫长的战争与人们的生活、新日本—迈进和平的日本。全书最前面是导入学习“日本的历史”,通过参观九州国立博物馆,让学生体验为什么学历史、怎样学历史的。进入主题学习,则利用大量的图片、对话呈现内容,再由漫画形式的课文小主人公勾连学习内容和学习问题,排版生动活泼,内容重点突出、浅显易懂,每个学习主题内有条理的嵌入历史学习技能,比如如何编制年表、做调查访问、利用历史图片和照片、摘录资料卡片、阅读作文、汇总学习内容等。作为社会科中的历史学习,强调地域学习资源和利用民俗资料是最显著的特征。

    郑:我们对社会科课程还是比较陌生的,主要是基于历史学编制历史知识。

    赵:社会科教育即公民教育,与传统的历史学习差异很大,我们的确对它了解太少,还有人主动排斥它,不愿意接受它的长处。

     郑:日本初中历史教科书是一个说明样子呢?

    赵:依然是社会科架构中的历史教育,初一、初二学两年。如东京书籍五味文彦(放送大学教授)为代表的《新社会–历史》(2013年)。全书263页,共7章,即学习历史的方法、古代日本、中世日本、近世日本、开国与近代日本、两次世界大战和日本、现代日本与世界。

    郑:可以理解为就是日本史教学吗?

    赵:确切说,是以认识日本史为中心的学习。在古代,世界史是日本史的背景,近代则是要日本放在世界中。我们习惯说“本国史和外国史合编”,日本人不这样看,事实上,他们把“合编”的路走通了。比如,这本书的扉页是日本的世界遗产,各章都有“深入学习”的栏目,诸如欧洲的古代文明和伊斯兰教、东亚世界的朝贡体制与琉球王国、巴勒斯坦问题的由来、现代环境问题等。另外,还设计了“我们的历史考察队”这样的章内活动课,课题分别是:古代日本的大门:福冈、探究与大陆的交流;自治城市–堺及其遗产、从铁炮到刀剑;漫步街道中的驿站;开国和《在横滨发现的东西》;从物产陈列室到世界遗产、原子弹的历史;从町的变化探究历史、思考我们的未来。社会科味道很浓,眼界也比较开阔。

    郑:我在网上看到一本日本历史教科书是东京书籍的,其中明确写“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被网友称为“尊重历史的教科书”。

    赵:就是这一本,有一定的代表性。东京书籍由田中彰(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等编写的高中《日本A》(2013年,215页),更鲜明地陈述了日本进行战争的侵略性质,围绕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战时的用语和地图、对殖民地的皇民化统治等内容,所选图片和照片也比其他教科书有更强的针对性。

    郑:它的内容构成又是怎样的呢?

    赵:仅有四章内容。序章“我们的时代”,分为全球化时代、现代的日本两节;第1章“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明治维新”,分为19世纪世界潮流与日本、开国与倒幕、明治新政府的各种改革和社会的变化、明治初期的外交和反政府四节;第2章“近代国家的成立和国际关系的推移”,分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展开、立宪体制确立、日清战争和国际关系、日俄战争前后的世界和日本四节;第3章“围绕两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形势和日本”,分为帝国日本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政党政治和大众文化、走上军国日本的道路、太平洋战争和日本四节;第4章“现代世界与日本”,分为现代世界的开幕和日本战后改革、日本的再建与复兴之路、美苏两极结构的世界和国内的调整、高度经济发展的时代、从低增长到经济大国五节。其中,每章设“17岁的肖像”、“地域窗”或“时代窗”专栏学习。“17岁的肖像”的课题是:怎样生存——基于统计;生活在幕府末年——农家与自耕农;《青春》的诞生——明治时期一青年;去过殖民地地区的少女;集团就职——远离故乡。“地域之窗”的课题是:近代的冲绳和北海道。“时代之窗”的课题是:都市化与大众文化、关于战争——从战争博物馆、资料馆到和平博物馆、资料馆。

    郑:和我们编写历史的思路有很多不同,是否就是您前面已经谈过的,他们的历史视野较大有关呢?

    赵:当然有关。我常年比较日本、韩国、美国和我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历史教科书,认为日本和美国的教科书更具有专业性。就是历史教育方面的专业性。传统的历史教科书是史学通俗版,到了中小学编写历史课本,实际上用的是剪刀功。比较历史教科书,不能只看选取了哪些内容以及如何书写,更要比较内容结构、材料组织和学习指导细节。(下略)

    郑:谢谢您为我介绍了怎么多东西,很多属于观念上的冲击,需要我慢慢消化。今后有关日本、特别是日本历史教育方面有问题,还需要多听您的见解。

    赵:不客气!也感谢你提供了有价值的问题。

 

   作者:郑士璟,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赵亚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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