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二野军政大学西进第二团从南京出发，于12月中旬进入贵州省后，在进军途中分配一部到铜仁、独山等地区，在贵阳分配一部分到省直和贵阳市，余200多人组成两个连，分配到安顺和兴仁地区。
其中二连于1950年元月中旬，从贵阳出发，徒步行军12天(在安顺、晴隆各休息2-3天)抵达兴仁，稍事休整后，又分出39人，在连长靳国英、副指导员童金才的带领下，于元月29日(春节前一天），抵达兴义。
当时兴义刚和平解放，情况复杂，兴仁军政代表团驻兴义办事处，人少事多，不仅忙于接收政权准备工作，还担负着四兵团过境部队的粮食供应。在这种情况下，县委和办事处将南下和西进的部分干部及地下党和新参加工作的共200多人，集中办征粮训练班，开展征粮工作。
在征粮训练班开学典礼大会上，县委书记甘东作动员报告，明确征粮政策——“粮多多征，粮少少征，实行合理负担。”
由于新政权还没有层层建立，所以征粮工作是在旧的基层组织上进行的。征粮工作队不仅要监督原国民政府时期留下的乡保长是否认真执行新的合理负担的政策，更重要的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作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虑。
为保证征粮任务的顺利完成，在训练班结束的总结会上，县人民政府通知各乡乡长参加，黄辅忠县长对他们提出要求：第一要按政策保证完成征粮任务，第二要支持征粮队的工作，确保征粮队的安全。
由靳国英任队长、黄德昌(地下党)任副队长的乌沙区征粮工作队，负责乌沙、仁里(革里)、佳克、龙场(白碗窑)、枫塘、威舍、品甸等七个大乡的征粮工作。
征粮工作队到了乌沙，首先分析了各乡的乡情和基层组织中留用人员的情况后，认为我们征粮队的同志，不熟悉当地情况，应主要保证公路沿线的乌沙、佳克、仁里、枫塘等乡的征粮工作；其余三乡的征粮任务交给原乡保长负责，由征粮队的同志定期对其进行全方位检查、监督。于是决定由副队长黄德昌带领黄定国等人负责枫塘、品甸、威舍三个乡，以枫塘乡为重点；夏云带两同志到佳克；征粮工作队队部设在乌沙，靳国英、张宝森、刁熙、陶国林、廖德周、张习仁留在队部；刁熙等同志负责上下联系，印发通知单、收折征款(粮食折成现款)、粮食入库；靳国英和张宝森负责面上工作。
工作组到各乡后，立即分别召开乡、保、甲长会议和群众大会，宣传党的征粮政策和按农户粮食产量实行累进计税的办法，废除了旧政府把过重负担强加给农民的做法。因此，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但也遭到一小撮地主恶霸的反对和。
一些人造谣惑众，不向工作队交粮，甚至扬言:“谁带头交粮，就砍谁的头。”
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队既耐心做群众的工作，又选择破坏严重的仁里乡，准备对当地土匪吴正林部进行打击。
三月初，从县城调来一个班的协助工作队围剿吴正林匪帮。经过周密调查和线报，一天凌晨，战士们和工作队向预定地点出发，经过一小时多急行军，拂晓前赶到吴正林匪帮秘密藏身处，包围了匪徒驻扎的房屋。枪响后，我们喊话，叫吴正林出来投降，等了一会儿不见动静，我们冲进屋内，经过搜索，没找到吴正林，但从他床上发现烟枪、烟灯和一支二十响的大梭子，显然，吴正林是躲藏了起来了。
我们追问其父、其妻，都说不知道，于是我们留下了一张条子，要他主动向政府缴械投降，停止破坏活动，并将其父、其妻带到乌沙。
当天晚上，吴正林就托乌沙乡乡长翟亚雄来说情，要求我们放了他的父亲和妻子，愿意停止破坏活动。我们叫翟亚雄转告吴匪，不仅要停止破坏活动，还要确保上粮积极分子生命财产安全，并将交出来，同时写出书面保证。
第二天下午，翟亚雄就把吴匪的六支步枪、一支二十响连同保证书一起交给了我们。针对这件事，我们马上在乌沙(赶场天)街上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宣读了吴正林的保证书，释放了他的父亲和妻子，宣讲了我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宽大政策和征粮政策，号召群众积极上粮，支援解放大军解放云南，同时也警告上粮大户，隐瞒粮食产量是很严重的错误做法。
通过这次会议，大长了群众志气，挫败了敌人破坏征粮的阴谋。各乡借这次大会的东风，很快打开了征粮工作的被动局面。征粮队首先抓了送粮大户的粮食入库工作，一般交粮户也积极行动起来，踊跃交粮，达到了入库高潮，不到半月，入库粮食达30万斤。
正当征粮队忙于粮食入库，3月20日左右，送粮群众突然减少。为了查明原因，我们马上召开各组组长和各乡乡长联席会议，请他们汇报征粮情况，出人意料的是，各乡乡长在会上都一言不发，连平日接近我们的乡长发言时也吞吞吐吐，行为举止一反常态。征粮队各组组长也谈到近几天的情况有些反常，群众不敢接近我们，我们走访时他们不是闭门不见，就是我们从前门进，他们就从后门出。会到午时，大家吃饭，然后各自去稍作休息。
当下午约定开会时间到了的时候，七个乡的乡长溜走了六个，只留下了乌沙乡乡长翟亚雄，后来他也不见了。
正在这时，邹德胜跑来报告，林家森、林家祥匪帮把几个乡的头面人物和乡丁及土匪集中在留上开会，大约二百多人。
我们根据报告和上午开会的情况及下午开会几个乡长不辞而别的动向分析，这伙匪帮很有一定的概率会马上发动叛乱。因此，我们马上与县里联系，但是未联系上，我们不确定是不是匪徒已经切断了电话线？我们马上作出五条决定：一、火速通知外出的征粮队员，务必于下午六时前赶到乌沙集结待命；二、分发武器弹药武装队员；三、把折征款和征粮册集中保管好，做到人在款在册子在；四、放出暗哨密切关注注意敌人动向；五、继续与县里联系。
下午六时，外出的征粮队员到齐后，都配备了。晚饭后，派出侦察的同志回来谈到：“土匪在距乌沙街上5公里的窑上寨子杀猪宰羊大吃大喝，扬言要攻打乌沙”。这说明我们的预判是准确的，但是形势严峻，加之与县里的联系中断，是撤是守需要当机立断。
我们想，辛辛苦苦征来的粮食决不能落入敌手，粮库一定要守住。为此，工作队立即作出决定：把征粮工作队员分成两个战斗小组，靳国英带七名队员占领乌沙后面的山头，副队长黄德昌带别的队员占领乌沙对面的山头;乌沙乡副乡长刘朝文带乡丁在下面巡逻，并规定了联络暗号：一枪是走火，两枪是互相联络，三枪是发现敌情。要求战斗打响后互相支援。
深夜，乌沙街上已不见一个人影，我们各个战斗小组分别进入了阵地。大约凌晨二时，靳国英见没有动静，便带领第一组回到乌沙街上察看，未发现新的情况，立即派通讯员史继忠到对面山头与黄德昌联系，同时布置好岗哨。
一会儿，通讯员回来报告，黄德昌带领的战斗小组不在阵地上，不知转移到啥地方去了。靳国英马上鸣了两枪进行联络，不见回答信号，然后告诫大家，今晚务必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并安排岗哨加强警戒，其他人抓紧休息。
刚躺下不久，外面枪声大起，土匪突然发动进攻了！靳国英立即和张宝森到外面察看。刚到门口，见副乡长刘朝文带领乡丁往这边跑，见到靳国英就喊:“靳队长，土匪打来了”。靳国英见势不妙，灵机一动就喊，刘乡长，你快来，我们商量一下。”刚一进门靳国英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用枪顶住他说:“不许动”，叫他命令乡丁放下武器。刘朝文“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声喊叫：“我是大学生，我要和政府站在一边。”队员们已缴了乡丁的武器。靳国英对乡丁说：“你们可以回家了，但不能做对不起人民的事。”
将乡丁遣散后，我们马上退到仓库。仓库有两条路和一道后门。我们安排好防守后，分析了当时对我不利的情况：一是黄德昌带领的第二战斗小组下落不明，我们仅有8个人，要对付 20倍多于我之敌，力量过于悬殊；二是后山若被敌人占领而居高临下对我不利；三是武器装备除靳国英和刁熙各有一支二十响外，别的队员都是中正式和汉阳造步枪，而敌人除了冲锋枪和卡宾枪外，还有两挺轻机枪；四是县里的联系已经中断，不可能再有增援。
作为征粮队长的靳国英，想到自己肩上的担子不轻，既要设法保住征粮册子和折粮现款，又要为队员的生命安全负责，当时唯一的办法是组织突围。靳国英将想法对大家说后，一致表示赞成。
但往什么方向突围的问题意见不一致，有的提出从后面冲出去占领山头，因为后面无枪声。根据战斗经验，靳国英作出分析后认为应从前面冲出去，前面虽有枪声，但后面可能有土匪的重兵把守，敌人要消灭我们，不可能只守前而不守后面。
作出可靠的判断后，靳国英决定从枪声密集的地方突围，由张宝森带三人突击组，靳国英带其余队员在后面作掩护，从仓库冲下来向邹德盛家小巷突围。突击组冲到陈家房边时，前面的空旷地带被土匪密集的火力封住，子弹打在石块上火星四溅，突击组英勇还击，枪声和手榴弹声响成一片。
这时，一股土匪从西面冲进街上，大叫着“抓活的！”掩护组的同志待敌人冲到场坝离人们很近时才还击。土匪是一群乌合之众，虽叫得凶，但不敢靠近我们。打着打着，枪声突然停了，一会儿土匪惊惶失措地嚷道：“窦大队长了。”乘敌混乱之机，突击组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迅速上了黄山丫口，等掩护组一到，马上抢占了左右两个山头，这时月光明亮，土匪在山下大叫，无可奈何。
相持半小时后，土匪因不摸底，仍不敢靠近我们。此时离天亮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趁夜色悄悄撤离山头，由黄定国带路到纳姑他一个亲戚家，吃了东西后，一会儿天亮了，我们又从纳姑后山返回乌沙。
山头上的土匪发现我们后开枪，为避免误伤群众，我们叫老乡不要出门。安排好后，几个同志到翟亚雄家取出藏在那里的征粮手册和现款，然后向县城方向撤退。我们边走边打，一直打到牛膀子，敌人不敢追了，我们才由廖德周带路走了十多里，在他家吃了午饭，然后派刁熙进城，找到办事处副主任高乐汇报了征粮队情况后，通知我们迅速返城。
到了县城，才知道全县范围发生土匪武装叛乱，到处出现土匪围攻征粮队的情况，全县牺牲了三十九名征粮队员。乌沙征粮队在被土匪包围的情况下，无一人伤亡，还将粮册和现款带回了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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